国民党主席选举如今正在台湾岛内进行，此次选举最大的看点就是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意外成为了黑马，在国民党内刮起了“张亚中旋风”。无论他是否当选，他的理念和气概都着实让人钦佩。而他的背后实际上是代表了台湾基层对于国民党上层权贵势力的强烈不满。数百年来的台湾社会都是由权贵把控，普通庶民根本没有发声的渠道。而国民党因为其陈腐僵化的体制，致使其早已被党内的权贵势力及其子弟所把控。两岸交流的红利也被权贵买办所把持，青年人没有获得感，自然会投向民进党的台独阵营。而张亚中喊出了国民党基层乃至台湾基层的呼声，才会让民众有所期待。其具体的情形如何，且待在下慢慢道来。

张亚中旋风

台湾社会百年的权贵与基层斗争史

从郑成功时代开始，台湾的高层政治就被权贵集团所垄断。台湾地区长期以来就是一个民族复杂，阶层多元，民生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储备严重脱节的社会。郑成功收台之后，有鉴于当地复杂的社情民意，所以并没有大力重用台湾土著居民。他手下的重臣猛将大部分还是从大陆时期就跟随着他的老班底，其中文臣之首陈永华从1656年就开始担任郑成功的咨议参军，辅佐郑成功和郑经父子两代人长达数十年。而郑氏麾下的大将刘国轩也是在1654年就投靠了郑成功，多年来战功赫赫。清朝统一台湾后，陈永华的儿子陈梦球先后中得举人和进士，他也是台湾纳入清朝版图之后第一位台湾籍进士。而郑克塽率众投降，刘国轩归顺清朝后也被委以重任，最后官至天津总兵，位高权重。刘国轩去世后还被授予光禄大夫，太子少保之衔，备极哀荣。

刘国轩

无论是权力更迭还是改朝换代，这些台湾地区的权贵阶层依旧可以长保富贵荣华。因为他们垄断了最优质的政治、经济、教育资源，子孙要比普通人更容易跻身上层。更为重要的是中央政府任用台湾传统的上层权贵要比培育新的政治人物的成本要低，新的统治者也乐于和他们合作。可是基层的民众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大批的明郑军队士兵在高层投降之后被强行迁移到了福建和其他内陆地区，目的就是要减轻台湾岛内的离心力量。这也是为了要更好地监视、控制、瓦解这数万生力军，结果就是权贵阶层高官厚禄，普通军人和家属离乡背井。实际上从这时开始台湾当地的基层和高层就产生了矛盾，明郑集团民心丧尽。这也是为什么台湾地区后来爆发的几场基层叛乱中，有人打着朱明王朝的旗号，有人打着天地会的旗号，甚至有人打着太平天国的旗号，但就是很少有人打着明郑集团的旗号。

台湾曾有人以天地会为旗号起义

在清朝统治时期，台湾政治由朝廷亲自委任的满汉官员负责，台湾本土势力就转向民间发展。先后出现了雾峰林家、板桥林家等五大家族，声名显赫。当中也确实出现了许多的精英分子，像是林维源、林文察等人都是清朝中晚期的代表性人物，在政坛上卓有成就。“权贵”一词原本并没有明显的褒贬取向，只是单纯形容身份属性的名词而已。但是随着社会资源被这些人的子孙完全掌握，并且排斥了其他后来者的时候。“权贵”一词就开始变了味道。特别是子孙耽于安乐不思进取，只知道躺在祖先的功劳簿上享受丰富的物质资源时，底层的民众就会对其产生不满。尤其是日本占据台湾时期，很多乡绅代表摇身一变成为了日本人的鹰犬爪牙，站在日本军队的后面狐假虎威。民众对于其自然是敢怒不敢言，比如五大家族中的鹿港辜家掌门人辜显荣曾经是日军进入台北城的引路人，独占了台湾当地的的樟脑买卖权富甲一方。国民党到台湾之后，因为其本身内部就是由权贵所组成的核心主干，因此顺势就开始收编笼络台湾当地的乡绅。对于主动投靠国民党的地方豪强，国民党一概欢迎。而对于那些不甘心被国民党统治，蠢蠢欲动想要在社会上制造事端的乡绅，国民党也进行了强力镇压。

日据时期的权贵

当国民党在台湾站稳了脚跟之后，因为其内部的不良氛围，原有的权贵在吸收了台湾本土派之后再度出现了新的国民党权贵阶层，而且形成了明显的代际传承。父传子，子传孙，荣华富贵享之不尽。比如桃园县长一职就曾经出现了“一门三县长”的情形，1960年已经担任了近十年桃园县议员的吴鸿麟出任桃园县长。其子吴伯雄也在1973年担任了桃园县长，而且后来还在国民党内扶摇直上成为了国民党的荣誉主席。吴家第三代的政界代表，吴伯雄之子吴志扬在2009年12月出任了桃园县长。“一门三县长”既是一种美誉，但也折射出了国民党高层阶级固化，权贵垄断了大量资源。正是因为国民党的高层被权贵所把持，才造成了野有遗贤，寒门子弟晋升无路的情况。世家子弟的上位自然会挤占寒门子弟的生存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埋没党的人越来越多就形成了民间势力，而民进党的出现就为这些人打开了一扇窗。很多无法在国民党内出头的人物都纷纷调转阵营，成为了民进党中的干将。而普通的庶民百姓也看到了国民党中权贵当道。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经济腾飞的年代，百姓的生活条件好，就不会在意这些。可随着台湾发展的迟滞与各种问题的爆发，民众对于草根出身的民进党自然是好感倍增，而权贵当道的国民党也相对的陷入黯淡。

吴伯雄“一家三县长”

年轻人为何支持民进党，因为两岸红利被权贵垄断

2008年，两岸的关系迎来了春天，正好时值大陆经济腾飞的年代。两岸之间的往来和贸易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长达八年的马英九时期本来应该是台湾岛内幸福感极度爆棚的时期。但是，当潮水退去之后，我们猛然发现两岸贸易的红利都被权贵买办搜刮殆尽，利益管道基本上都让他们掌握。普通的基层年轻人并没有什么获得感可言，这也是年轻人开始倒向民进党台独阵营的原因。台湾的年轻人原本是非常务实的一个群体，他们如果能够从两岸关系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那么他们绝对不会成为破坏两岸关系的马前卒和排头兵。根据台湾2016年的经济数字分析，台湾不满三十岁的年轻人在2016年（马英九下台，蔡英文上台之时）所获得的年平均薪资是44.08万元新台币，较前一年上涨了0.66万元。可是从历史记录看来，1999年的年轻人年收入就已经能够达到44.38万元，收入水平整整倒退了十七年，这个数字是非常可怕的。

台湾经济数字

然而更加恐怖的数据是30岁之上的人群年收入，整整倒退了近二十年，还不如1997年的收入数字。根据同样的报告中显示2016年台湾地区：

“三十至三十四岁所得收入者143.2万人，平均年所得59.1万元，较前年增加近一万元，但仍不如1997年的60.24万元，所得倒退十九年；三十五至三十九岁所得收入者一58.3万人，平均年所得66.9万元，较前年增加0.38万元，同样不如1997年的66.96万元，也倒退十九年”。

从报告上看来，台湾社会当中的实际经济状况不进反退，人民所得收入不如二十年前，两岸红利如此繁荣的情况下百姓依然没有获得感。那么两岸之间庞大的红利到底去了哪里？自然是进入了台湾权贵阶层的口袋之中，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而最突出的问题就在于年轻族群，他们刚刚步入社会还没有积蓄。年长毕竟经历过当年的繁荣还有些底子可言，可是年轻人却一无所有。面对这样的国民党，年轻人不敌视就不错了。所以民进党蔡英文振臂一呼，年轻的学生云集响应，成为了“天然独”的代表。实际上他们只是因为没有机会晋升，手里又没有存款，所以才将怒火转移到了国民党头上。

台湾繁华背后的危机

正是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之中，国民党和基层民众的距离越来越远。马英九之后的国民党高层几乎没有一个人是庶民出身。朱立伦的岳父是政坛大佬，父亲是蒋介石慈湖陵寝的设计者。吴敦义的父亲吴奚是南投县议员，郝龙斌的父亲是前任行政机构负责人郝柏村。整个国民党内充斥着金钱与权力的味道，还涌入了大批的年轻世家子弟。包括了前任党主席连战之子连胜文，前任国民党副主席蒋孝严之子蒋万安。直到韩国瑜的出现，他打出的“庶民口号”赢得了台湾基层民众的共鸣。实际上这些世家子弟和权贵代表也并非是一无是处，在一些专业领域也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可是选举毕竟是面对整个基层，无法“接地气”得到百姓的共鸣，无法苦民所苦，那就只能是一场空。世家之中的公子少爷，吟风弄月尚可，但要真正和百姓打成一片，出身反而会成为包袱。

国民党高层多是权贵子弟

张亚中的出现和韩国瑜很类似，张亚中是政治素人，没有派系掣肘也没有权贵背景。这就让很多基层的民众有了期待，希望他可以成为基层的代言人，改变国民党内权贵当道的现实环境。“张亚中旋风”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这既是基层民众的一种呐喊，也是对于官二代朱立伦、豪门赘婿江启臣和传统官僚卓伯源的一种抗议。学者多怯懦，张亚中是学者出身，但是却表现出了非凡的战力。他直接把矛头对准了国民党内部的李登辉遗毒，这也是他能够吸引到国民党资深党员支持的原因之一。身处于名利场浸淫多年的政坛老手，无论是江启臣还是朱立伦都已经是泥足深陷无法自拔，想要完全荡涤国民党内的污泥浊水根本就是一句空谈而已。张亚中反而可以轻装上阵，无论他最后是否能够当选，都已经将基层民众的声音传达了出来，这对于国民党的内部也应该是一种警醒。只有选举算计，没有核心理念；只有两岸红利，没有两岸情感；只有利益分赃，没有是非曲直的国民党迟早会被民进党彻底击溃，沦为泡沫。

中山先生，天下为公

国民党真正的敌人不是民进党，更不是大陆，而是党内唯利是图、眷恋权位的高层势力。正本方能清源，在两岸不断提升的敌意螺旋之下，武统、急统仍然是消灭台独势力的最有效手段。但如果我们还对于台湾地区有所期待，那么国民党就势必要有所变革。无论张亚中是否最后能够胜出，他大义凛然的气概和要求变革的呼吁都是国民党未来应该正视的现实问题。两岸的未来如何发展，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