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正义的实现，有时在法条之外，却在人心之中)

2023年8月，旅游大巴司机臧师傅在驾驶途中突发脑出血，昏迷前用最后几秒的清醒时间将车辆安全停靠，保护了52名乘客的生命财产安全。这一英雄行为却因条例的严格限定，未被认定为工伤。

2025年2月，经过上海浦东法院的调解，涉事旅游公司最终基于人道主义原则给予家属数十万元补偿。这一事件不仅折射出法律与人情的张力，更对我国工伤认定制度及司法实践中的价值平衡逻辑的完善提出了思考。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工伤认定需满足“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因工作原因”三要素，而第十五条将“突发疾病在48小时内死亡”作为视同工伤的特殊情形。臧师傅虽在工作过程中发病，但因未在48小时内死亡且最终处于植物人状态，被区人社局判定不符合工伤认定标准。这一结论在法律层面站得住脚，却引发了社会对制度合理性的质疑。

2021年，上海浦东法院曾判决一起下班途中参加公司年夜饭遭遇交通事故的案件为工伤，理由是“上下班途中”的延伸解释。这表明，法律对“工作关联性”的认定具有一定弹性。臧师傅案的特殊性在于，其行为的社会价值远超个人健康损失，却无法被现有法律框架涵盖。这种矛盾凸显了立法对“职业风险”定义的局限性：既未覆盖因履职引发的突发疾病长期后果，也未将“保护公共利益”纳入考量。

面对法律与伦理的冲突，上海浦东法院选择了一条创新路径——通过跨庭协作调解化解矛盾。行政庭与民庭联合介入，一方面向家属释明法律边界，另一方面向企业强调臧师傅行为的社会意义，最终促成旅游公司自愿补偿。其中，法官张淼堂提出的“兼怀同理心与常理常情”的司法理念成为关键。

这一过程中，司法调解发挥了多重功能：当法律无法覆盖个案正义时，调解以“人道主义补偿”形式实现了实质公平；避免了行政诉讼与民事赔偿的冗长程序，减轻了家属经济压力；通过肯定臧师傅的奉献精神，强化了“见义勇为”的社会认同。

值得一提的是，旅游公司的补偿虽非法律强制，却折射出企业社会责任的新动向。臧师傅的果断行动避免了可能发生的重大交通事故，客观上为企业减少了潜在损失。法院在调解中强调这一逻辑，成功唤醒企业的道德自觉。这种“利益—责任”的关联性论证，为类似案件提供了判例。在更深层次上，也推动了企业风险管理模式的转变，提示更多企业主动承担道德责任不仅能规避舆论风险，还可提升品牌形象。未来，或可探索将“人道补偿”纳入企业ESG（环境、社会、治理）评价体系，形成制度性激励。

当法律难以周全每一个体的命运时，司法智慧与社会共情成为弥合裂缝的黏合剂。臧师傅案的舆论发酵过程，充分展现了全社会对“平凡英雄”的价值认同。乘客自发捐款、网友集体点赞、媒体持续追踪，形成了一场自下而上的道德声援。这种集体情感最终通过司法调解转化为制度性补偿，实现了“民间正义”与“官方正义”的合流。

当然，满足全社会的情绪价值只是一个方面。此案能否成为推动法治进步的标志性事件，推动工伤认定标准的修订，更具现实意义。我们必须认识到，法治不仅是规则的执行，更是价值的权衡。正如浦东法院法官所言：“正义的实现，有时在法条之外，却在人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