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浩渺长河中，周一良与陈寅恪的故事，宛如一部跌宕起伏的传奇，承载着师徒间的深厚情谊，也夹杂着时代浪潮冲击下的分歧与恩仇。

他们的经历，不仅是个人学术生涯的写照，更是一代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挣扎、抉择与成长的缩影，读来令人唏嘘，引人深思。

周一良

名门才俊，初闻大师风采

1913年1月19日，周一良出生于山东青岛的一个清末名门望族。曾祖父周馥发迹于李鸿章的淮军，清末官至山东巡抚、两江总督；祖父周学海是进士，官至浙江候补道，性喜医学，刊有《周氏医学丛书》；父亲周叔弢是著名藏书家与民国实业家。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熏陶下，周一良自幼便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八岁入塾，习经、史、子、集，后又学习日文、英文，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1930年，周一良进入北平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科，开启了他的学术之旅。此后，他辗转于北平辅仁大学历史系、燕京大学历史系，最终在1935年毕业后进入燕京大学研究院，专注于历史学研究。

就在此时，同学俞大纲常常在他面前提及表兄陈寅恪研究魏晋隋唐史的精深独到，这犹如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周一良对陈寅恪学术世界的浓厚兴趣。

1935年秋季开学后，周一良怀着崇敬与好奇的心情，前往清华三院偷听陈寅恪讲魏晋南北朝史。

这一次听课，成为了他学术生涯中的重要转折点。陈寅恪在课堂上论证羯族来源及石氏出自昭武九姓的石国，其论证过程谨严周密，步步深入，尤其涉及中亚各族的问题，让周一良闻所未闻。

两小时的课程结束，周一良已倾服得五体投地。课后，他与同样从城里赶来听课的史语所余逊、劳干等青年，这些京剧爱好者们不约而同地赞叹：“真过瘾，就像听了一次杨小楼的拿手好戏！”

这次听课经历，让周一良对陈寅恪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强烈的探索欲望。他开始搜求陈寅恪发表的论文来阅读，尽管以当时他的学术素养，有些论文读后不甚了了，但这并未削弱他的崇敬之情，反而使其愈发浓烈。

在他心中，陈寅恪见解敏锐、功力深厚、知识广博、通晓语言众多，是一座难以企及的学术高峰。

1936年秋，因要离开北平，他还委托女朋友邓懿代他去听陈寅恪的课并记笔记，可见其对陈寅恪学术的痴迷。

周一良

追随名师，学术之路奠基

1936年暑假之前，俞大纲向陈寅恪推荐周一良到史语所历史组工作。这对于一心想要追随陈寅恪学习的周一良来说，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经过权衡，他毅然决定放弃燕京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前往南京的史语所。去南京之前，他先到清华谒见陈寅恪，这是他课堂之外第一次与恩师见面。

这次见面，周一良给陈寅恪留下了深刻印象，陈寅恪赞许他“富而好学”。此后，周一良开始给陈寅恪写信请教问题，信中总以“仁丈”和“晚”为称，不敢冒充其授业弟子。

在陈寅恪的影响下，周一良确立了研究中古文史的方向。他们不断通信问学，周一良的学问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精进。

除了陈寅恪的提携，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对周一良也是青睐有加。傅斯年对初入史语所的青年学子要求严格，规定一两年内只许专心研读书籍，不许发表论文，但对周一良却网开一面。

在陈寅恪的影响下，周一良与陈寅恪通信讨论，写了几篇关于魏晋南北朝的文章。有一次，周一良到傅斯年家中做客，傅斯年很隆重地向母亲介绍他，可见对他的重视。

1937年夏天，抗战爆发，周一良滞留天津英租界家中，而史语所同人则不断迁徙。周一良留在史语所的藏书，在傅斯年的授意下，和史语所的藏书一起几度迁徙，得以保存。

相比之下，陈寅恪的藏书却在抗战期间命运多舛，一部分毁于大火，一部分被调包，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傅斯年对周一良的器重。

周一良

赴美留学，战火难断师生情

1941年，史语所迁至四川后，周一良正准备去就职时，燕京大学的洪煨莲建议他利用哈佛燕京学社的奖学金赴美留学，条件是回国后到燕京大学服务。

周一良认为赴美有利于自己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便接受了这个建议。他崇拜陈寅恪的学问，希望通过学习梵文等文字，走陈寅恪的学术道路，而哈佛或许能让他实现这一目标。

在美国留学期间，周一良与陈寅恪音信断绝，但他与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的赵元任交往密切，赵家成为中国留学生的活动中心。在赵家，周一良见到了胡适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1942年5月，陈寅恪一家历经千难万险逃离香港，本打算到四川李庄史语所就职，却因“旧病如心跳不眠之症，渐次复发”，留在桂林良丰的广西大学执教。

远在哈佛留学的周一良，虽与陈寅恪相隔甚远，但战火并未隔断他们之间的师生情谊。陈寅恪在桂林时，想起与周一良战前书信往来论学的旧事，在《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的开端深情写道：

“噫！当与周君往复商讨之时，犹能从容闲暇，析疑论学，此日回思，可谓太平盛世，今则巨浸稽天，莫知所届。周君又远适北美，书邮阻隔，商榷无从，搦管和墨，不禁涕泗之泫然也。”

由此可见，他们的师生情在战火中愈发深沉。

1946年4月，陈寅恪去英国治病，道出纽约，与赵元任见面，“对一良与联升近况，垂询甚详”。同年，获得哈佛博士学位的周一良回国。10月，陈寅恪一家由上海乘船北上，到复员后的清华大学任教。在船上，他们意外相逢，师生喜出望外。航行三天，到达天津大沽口，周一良借此机会照料恩师。

时代变革，师生分歧渐显

回国后的周一良，先后执教于燕京、清华等名校。在燕京大学时，他因住房问题未得到解决，1947年暑假前，在北大清华的聘请中，他选择了清华，原因之一便是陈寅恪在清华，可随时请益。

在清华，周一良不仅成为陈寅恪听读外文杂志的义务助手，还在中文系开设“佛教翻译文学”课，得到了陈寅恪的认可。这一时期，他们师生交往密切，情谊深厚。

然而，时代的巨轮滚滚向前，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周一良和大多数选择留下来的知识分子一样，以崭新的精神面貌迎接新时代。

1950年秋末，他参加了“西南土改团”，去四川搞“土改”工作。1951年，他参加思想改造运动，逐渐适应了用马列主义的观点研究历史。

而此时远在广州的陈寅恪，对这些变化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他看不惯周一良等人的思想转变，1951年写诗讽刺：“八股文章试帖诗，宗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宫女哈哈笑，眉样如今又入时。”在陈寅恪看来，周一良的所作所为变得陌生起来。

1953年，为配合对胡适的思想批判和清算，在尹达的授意下，周一良发表“眉样文章”《西洋汉学与胡适》，文中对胡适有污蔑不实之词。

1949年之前，周一良对胡适非常尊敬，写论文时常向胡适等人请教。但1949年后，受舆论和形势的影响，他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1954年，全国文艺界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展开批判，矛头指向胡适，陈寅恪对此冷眼旁观，拒绝批判胡适，而周一良则积极参与其中。

陈寅恪

批判恩师，师生情谊破裂

1958年，周一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恩师陈寅恪。此时的他入党已两年，对于党的号召积极响应，不加思索地执行支部意图，全然没有考虑到日后与陈寅恪见面时该如何自处。

晚年的周一良以忏悔的心情回首这件事，他说：“当时我入党已经两年，对于党的号召更是无不积极响应，义无反顾。

党叫我批判陈寅恪先生，我的态度和五年前批判胡适时就大不一样，不加任何思索就执行支部的意图，从未想到有一天万一跟陈先生见面的话何以自处，或者见陈先生于地下之时应该怎样。

但是物极必反，这次‘批陈’以后，我倒是逐渐更深刻地认识陈先生学术的伟大。”

周一良的这一举动，彻底背叛了陈寅恪，师生情谊就此破裂。1963年，陈寅恪编订《丛稿》时，将《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文前记录陈周师生之情的序删掉，以示往日师生情谊不再，这一举动等同于古代先生对弟子的“破门”。

此后，周一良在时代的浪潮中继续前行，他的思想和行为发生了诸多变化。他的孩子不能上大学，他宽慰地认为不上大学才对。他拒绝与汉学家牟复礼联名寄卡片，因为牟复礼曾是哈佛陆军特别训练班学员。

他写批判文章污蔑费正清是美国“特务”；他全然放弃古代史，烧掉博士证书；妻子邓懿被下放到五七干校，他还吟诗调侃。他的这些行为，在当时或许符合时代潮流，但却不符合一个学者安身立命的思想和情感逻辑。

陈寅恪

“文革”沉浮，反思与忏悔

“文革”爆发，周一良也未能幸免。他贴大字报被红卫兵制止，1967年被抄家批斗，戴上“反共老手”等帽子。即便在遭受荒谬批判时，他也没有怀疑“文革”，仍把“文革”看作是改造社会的运动，对所受非人待遇甘之如饴。

1974年1月，江青召开“批林批孔大会”，周一良被指定在会上讲历史典故，随后成为“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梁效”）写作组的成员之一。他以为这是组织对自己改造成果的肯定，每每奋笔熬至深夜。

然而，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梁效”写作组成员成为现行反革命，周一良等人接受政治审查，失去人身自由。直到1978年，对“梁效”的批判和审查才结束。

“文革”对周一良来说，是长达十二年的苦难。在此期间，他和冯友兰、魏建功、林庚因参加“梁效”，被知识分子诟病，还被舒芜作诗讽刺。

1980年，魏建功病逝，追悼会上“五十年风云变幻，老友毕竟是书生”的挽联深深触动了周一良。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过往，重拾荒废多年的古代史研究。

晚年的周一良对陈寅恪有了更深刻的认识，1991年5月20日，他致函汪荣祖，谈及陈寅恪的思想心态，认为其与自己家族有相通之处。

1999年11月27日，在“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胡守为教授替周一良宣读了《向陈先生请罪》的发言，他在发言中表达了自己的忏悔之情，希望陈寅恪在地下能原谅他。

陈寅恪

结语

周一良与陈寅恪的恩怨情仇，在时代的背景下展开，他们的故事见证了学术传承的曲折，也展现了人性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抉择。

这段历史，不仅是他们个人的人生篇章，更是中国20世纪学术史和知识分子命运的生动写照，留给后人无尽的思考与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