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明(新书｜李天伶《梁启超早期政治思想的形成》出版暨唐文明序)

《誓起民权移旧俗——梁启超早期政治思想的形成》

李天伶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2024年

内容简介：

系统考察梁启超1896-1903年之间的思想历程，在阐述康有为与严复影响的背景下展开对梁启超早期政治思想的分析，从政治思想的视角突出梁启超以教育为核心的变法主张。通过对《变法通议》《新民说》等核心文本的分析，刻画出梁启超早期政治思想从侧重民智转向侧重民德。着重讨论孟德斯鸠、卢梭、耶林和伯伦知理对梁启超所产生的影响，特别强调孟德斯鸠对梁启超的影响，孟德斯鸠对政治美德的论述构成梁启超公德思想的主要来源，而公德思想及之后的私德转向是梁启超在建国关切下提出的核心主张。通过对梁启超早期政治思想进程的刻画与分析，提出一个不同于以往的理解视角，即以共和主义视角理解梁启超早期的政治思想。相较于自由主义视角与国家主义视角，共和主义视角更有助于突出梁启超对德的关注，同时更有助于呈现梁启超思想中的复杂面向。

作者简介：

李天伶，毕业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获哲学博士学位，博士学位论文获评“清华大学二〇二二年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现为深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在《中国哲学史》《公共儒学》上发表学术论文。

导师序言

共和主义的古今之变——李天伶《誓起民权移旧俗》序 唐文明

关于梁启超早期的政治思想，以往的研究已经不少；而流行的观点，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对立。一种观点以萧公权、黄克武为代表，认为梁启超是自由主义者；另一种观点以张灏、狭间直树为代表，认为梁启超是国家主义者。可以说，这两种观点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从梁启超的著述中不难看到，他珍视自由的价值，也重视国家的意义。于是，理解的焦点就落在自由与国家在梁启超那里被如何关联起来这个问题上。具体来说，断言梁启超为自由主义者的学者一方面需要说明自由何以是梁启超政治思想的根本，另一方面需要说明梁启超对国家的重视如何与他的自由主义主张相协调；而断言梁启超为国家主义的学者一方面需要说明国家何以是梁启超政治思想的根本（或梁启超何以转向国家主义），另一方面需要说明梁启超对自由的珍视如何与他的国家主义相协调（或梁启超在转向国家主义之后如何看待自由）。

要观察西方政治哲学的古今之变，一个恰当的方法其实是聚焦于共和主义思潮，毕竟，无论是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政治哲学还是以波利比乌斯、西塞罗为代表的古罗马政治哲学，都表明共和主义是“古典政治哲学的主要资产”，[1]而作为现代政治哲学起点的马基雅维利的思想，正意味着现代共和主义的第一个版本。古今共和主义之所以能够共享一名，自然是因为二者有类同之处。概而言之，作为一种以公民为核心的政治共同体论述，共和主义在刻画理想的政治生活时最重视公民身份、公民美德与公民自治等价值。古典共和主义将政治生活理解为基于人的本性，将政治共同体的目的厘定为公民通过沟通审议实现其共同美善（common good），因而特别重视公民美德在政治生活中的意义，甚而至于认为政治统治的核心就在于公民美德的培育。现代共和主义也强调公民美德之于政治统治的重要性，但由于其所对应的政治共同体不再被构想为一个基于目的论意义上的人的本性（teleological human nature）的自然共同体，而是被构想为一个基于人的基本权利的自由共同体，所以其公民美德论述已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国家有机体论肇始于柏拉图，用来理解古典共和主义的国家观念是比较恰当的。就此而言，国家的有机性能且只能通过个体的美善与共同美善（common good）之间的关系来理解。“美善”意味着生活的目的论维度，无论是个体的生活，还是共同体的生活；而有机性关联于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功能性联系，只有通过个体与共同体生活的目的论维度才能呈现。具体来说，正是因为个体的美善与共同美善根本上来说是一致的，作为部分的个体才能够经由自己积极、能动的生活而与作为整体的共同体生活保持一致，而作为整体的共同体才能够基于自己的美善观念容纳、肯认作为其成员的个体。因此说，国家的有机性无非就是个体生活与共同体生活基于目的论维度的统一。概言之，以有机体的比喻来论说国家，预设了个体美善与共同美善的一致性，而这正是古典共和主义的基础性伦理信念。但这并非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论。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论，其实是来自黑格尔，可以说是经过了现代性“洗礼”的、新的国家有机体论。当黑格尔将国家理解为有机体时，他想强调的意涵与这一比喻的古典用法并无二致，质言之，通过这个比喻，他想说的是，“对于国家而言，个体既是手段，也是目的”。[2]

实际上我们看到，李天伶在此做出了一个在我看来非常大胆的断言，这也是本书给我的最大启发，即，她认为，梁启超对公民美德的论述，更接近古典共和主义而非现代共和主义。倘若真的是如此，我们就能够从《论私德》一篇中看到一个最为保守的梁启超，从而有必要对其早期政治思想进行全盘性的重新审视。质言之，从《论公德》倡导道德革命到《论私德》断言德无新旧，是否意味着梁启超从现代共和主义走回到了古典共和主义？鉴于梁启超思想的多变性和复杂性，我们可能无法对此问题做出斩钉截铁的断言，但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极有意义的。

李天伶本科、硕士分别在吉林大学和北京大学学习政治学和政治理论，之后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在我的指导下攻读中国哲学专业的博士学位。她对中国哲学有很广泛的兴趣，也发表过相关研究论文。在我的建议下，她最终选择梁启超早期政治思想的形成作为博士论文选题。为此她广泛阅读了大量原始文献和二手文献，并在逐一消化这些文献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以论带史、以史拓论的写作提纲。论文完成后顺利通过答辩，并被评为清华大学优秀博士论文，从而获得了清华大学出版社的出版资助。我相信，本书的出版不仅能够使读者对梁启超早期政治思想的形成过程有一个全面、清晰的认识，同时也会启发读者去思考一系列更为深层次的政治理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