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小四(排资论辈，我由“小四”变成了“小六”)

1

趁低年级同学不注意时脱光他的裤子。

这么缺德的事，你干过吗？我干过，张倍源也干过，并且是他唆使我干的。

那会儿，我们读四年级，下课后跑到二年级教室，只要见到一个男生就脱一个男生的裤子，也不管认识不认识。第一个男生被脱光后，傻乎乎地站在原地，一脸错愕的表情，还没搞清怎么回事，我俩又开始脱第二个、第三个男生的裤子。我们采取的是游击战术，脱了就跑，跑过程中发现目标了，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脱下对方裤子。

我们转了一圈儿教室，觉得不过瘾，还想再杀个“回马枪”，无奈此时教室已经“水深火热”——有哄堂大笑的，有哭哭啼啼的，有提裤“追杀”我们的；最要命的是女生，尖叫连天，遮眼四散。

不多久，我俩就被请到了老师办公室，“主审官”是班主任甘夏贤。甘老师一番批评过后，我们表示“悔过自新”，这一页就算翻过去了。但实际上，我们心里还在盘算着，下次怎么也得再干点动静大的。当然，干“大事”，仅靠两个人的力量肯定是不够的，得把甘国强、刘伟杰拉入伙。

实在记不清我们“四人帮”是怎么“勾搭”在一起的，应该跟干“大事”有关，但我们又绝不是“无恶不作”，一般都是能欺负就欺负，不能欺负就赶紧撒，“不恋战”是我们的宗旨。

除了干坏事，我们也干过善事。班里有个姓冯的同学，家里很穷，冬天最冷的时候，还穿着拖鞋上学，衣服也很单薄。我们四个实在看不下去了，在全班发起一次捐赠活动，你一毛我两毛，你一双回力运动鞋我一件风衣，总之，大家都很慷慨，结果把那个同学感动得稀里哗啦地掉眼泪，我们在一旁却笑得前俯后仰。

2

离我们学校不远处有座山，山脚下有座庙，庙里有个尼姑，没有和尚。

放学后，我们喜欢去庙里逛，看庙里的佛像，看烛光莹莹、轻烟袅袅。

有一天，也不知受了什么刺激，我们四个不约而同地达成一致意见——“结义”。为了证明不是闹着玩的，我们跑到庙里，跪在佛祖面前，点上香烛，击掌发誓，“天地作证，我们结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日生……”当然，后半句无论如何也不会说出口，脑子烧坏了也不会。这世道，集体辞职还会引起社会一阵骚动，更何况是集体“殉职”，哪还了得？

既然是兄弟，自然要“排资论辈”了，按照出生年月，我成了“小四”。

是兄弟，自然少不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我家烧窑火砖，烧了七天七夜，封窑半个月后，需将火砖一块一块地搬出窑洞。

我高声一呼，大哥二哥三哥二话不说，齐唰唰地来了。刚烧熟的砖头，不但烫手，而且棱角锋利，哪怕我们戴上厚厚的绵手套也无济于事。只消半天，我们的手掌就生茧、伤痕累累了。

好在大人小孩都越干越勇，一个个像打了鸡血似的。

活儿干了三天，我家宰了三只大肥鸡，每餐连骨头都没剩下，我们实在太饿了。

3

五年级时，张倍源对班里的某个女生特别热情，大有要把我们仨“甩”了的趋势。我们对他进行了紧急“提审”，张倍源经不起“严刑拷打”，只一会儿功夫，就全都招了，“我喜欢上她了。”

喜欢一个人，原来连兄弟都可以不要了，我们第一次“痛苦”地体会到了什么叫“重色轻友”。不过，在张倍源的感染下，我们仨也开始“物色”“女友”，结果还闹出了很多笑话，比如，我们“分配”“女友”——刘伟杰与甘某某“般配”，甘国强与玉某某很有“夫妻相”，我与甘某还能“凑合”。当然，后来都成了“单相思”，成了美好过往。

4

我们四个经常溜去六陈镇初中玩耍，我爸是那里的老师，他有个要好的同事——覃海胜，覃老师当时40多岁了，每次看到我们，他都特开心，经常逗我们玩儿。

有一天，我们正在房间捉迷藏，覃老师蹑手蹑脚地走进来，吓得大家四处逃散。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他也想加入我们的“团伙”。我们听了自然很高兴，立马改口称他“大哥”。就这样，我们找到了新的“组织”，我由原来的“小四”“降级”成了“小五”。

在旁人眼里，覃老师是个“老顽童”。我们的兄弟情，一直持续到现在。十几年了，每到春节，我们不管多忙，都会相聚在一起。平时，我们与大哥电话联系少一点，但那份感情从来没有减少过半分。

后来，我们的“兄弟团”越来越壮大，又多了两个新兄弟——韦胜炎，粟海强。尽管平时大家都各忙各的，但只要走在一起，还是会像当年一样，是一群大傻瓜。

如今，大哥已经从学校退休，我们六个也各奔东西。回想一路走来，结识了很多同学、同事、朋友，可惜每个人都是那么匆匆忙忙，成为各自的过客。唯独一想起老家的兄弟们，我心里就暖暖的。

角色不需要怀念，只要经历过，友情从不会停下来。

[赵华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