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卓宣(思想巨匠陈独秀 两党都不待见他 晚年死于食欲中毒)

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其一生波澜壮阔，充满了传奇色彩与跌宕起伏。

陈独秀被党开除党籍，并非单纯的坚持错误路线，而是在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当时党内面临着对革命道路、斗争策略等诸多问题的激烈探讨与抉择，陈独秀的一些观点和决策与当时党的主流方向产生了偏差，最终导致了这一局面。同时，他又因政治立场等问题被国民党判了刑，陷入两党都不待见的艰难处境。这在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下，或许从某种程度上让他在国民党眼中成为了一个“政治异见者”，但很难说被共产党开除党籍在国民党审判那里有什么积极意义。

抗战爆发后，陈独秀重获自由，于1938年8月来到陪都重庆，随后辗转至四川省江津县，在此度过了人生最后的时光。他初到江津，先后寄居于国家公馆、延年医院等地。原本想借住同乡好友邓仲醇家，却遭其妻子闭门拒绝，这般世态炎凉，着实令人唏嘘。

1939年5月，日军对重庆的轰炸蔓延至江津。在战火威胁下，陈独秀迁至鹤山坪石墙院。石墙院主人杨明清是清朝进士杨鲁城后人，陈独秀曾在地摊发现杨鲁城抄本并十分欣赏，杨明清便邀其来家整理祖父遗嘱。石墙院极为偏僻，往返县城步行需六小时，这使陈独秀与外界联系极为不便，朋友和学生难以探望，获取报纸也困难重重，只能靠好友邓仲醇不定期送报刊了解外界，内心压抑痛苦可想而知。

陈独秀晚年生活拮据，靠写文赚稿费，妻子潘兰珍在院后种土豆，甚至典当首饰维持生计。1939年冬，好友送来皮袍，也被潘兰珍拿去典当。即便如此，陈独秀仍坚守气节。国民党多次拉拢，让他组建所谓“新共产党”为其效力，他坚决拒绝。国民党中央社秘书长朱家骅欲资助五千元，也被婉拒，对张国焘、任卓宣等叛徒的拉拢，他更是嗤之以鼻。

在这样的困境中，陈独秀完成了学术力作《小学识字教本》。教育部长陈立夫赏识该书，决定出版并预付两万元稿费，但要求删掉书名中“小学”二字，陈独秀认为这违背自己本意，即便家中缺米少油，也将稿费全部退还。有人赞其有文人风骨，也有人认为他不顾妻儿。从学术角度看，陈独秀一生对国学研究颇深，《小学识字教本》是其心血结晶，他坚持书名，是对学术初心的捍卫。

陈独秀晚年固定收入仅有北大校友每月资助的三百元和《上海时事新报》主笔的一百六十元薪酬，在抗战通货膨胀下，远远不够家用。幸得好友杨鹏生等诸多朋友相助，如杨鹏生在1939年9月到1942年4月间资助四千五百多元，陈独秀为此回信四十多封表达感激。

1942年5月上旬，陈独秀食物中毒，病情沉重，于5月27日与世长辞，享年6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