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堂(司徒美堂与致公党四大)

致公党四大代表合影 致公党四大代表合影

司徒美堂不但是美洲洪门的领袖，也是致公党的元老和创始人之一，在致公党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1948年10月司徒美堂在香港大公报公开支持陈其尤领导的中国致公党开始，司徒美堂与中国致公党的关系更加紧密，在中国致公党的历史地位和影响也更加重要。

司徒美堂对中国致公党的支持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5月5日，致公党领导人陈其尤与民主人士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人，从香港联名致电毛泽东，并向国内各报馆、各团体及全国同胞发出《各民主党派为召开新政协致海内外电》和《各民主党派为召开新政协致中国共产党电》，响应“五一口号”，拥护召开新政协。6月9日，中国致公党单独在《华商报》发表《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宣言》，强调“中共在中国革命艰苦而长期斗争中，贡献最大而又最英勇，为全国人民起了先导和模范作用。因此，这次新政协的召开，无疑我们得承认它是领导者和召集人”。这是中国致公党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并实现政治成长的重要标志，也是成功获得司徒美堂支持的共同政治基础。

司徒美堂在抗战结束后回到祖国，与中共进行了频繁接触，于1947年7月发表声明退出被国民党操纵的“中国洪门民治党”，并认识到“中间道路”走不通，在陈其尤等人协助下，积极响应“五一口号”，于1948年8月在香港发表支持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国是主张。同年10月23日，司徒美堂离港返美前夕，中共华南局连贯设宴为其饯行，席间，司徒美堂即席亲书“上毛主席致敬书”，表示衷诚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郑重表示“新政协何时开幕，接到电召，当即回国参加”。10月30日，司徒美堂抵达美国后，又根据事先与陈其尤等人的约定，在香港各报上发表了他在10月18日签署的《司徒美堂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声明》，明确表示“今中共及各民主党派所号召以四大家族除外之新政治协商会议，进而组织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余认为乃解决国内政治问题唯一良好方法，表示热诚拥护，并愿以八十有二之高龄，为中国解放而努力”。声明中，司徒美堂以洪门老人的身份呼吁洪门兄弟声援陈其尤等人继续组织的中国致公党，并认定“中国致公党之民主工作，乃洪门兄弟之良好楷模，必须团结并进，以争取中国革命之彻底成功”。司徒美堂还广泛宣传祖国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号召旅美华侨全力支持解放战争。其对陈其尤所领导的中国致公党的支持，为中国致公党获得海内外侨胞的广泛支持、进一步巩固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地位起到重要作用。

司徒美堂当选四大代表、中央委员会委员候选人

1949年，陈其尤、司徒美堂等人也纷纷北上，参加新政协，迎接新中国的到来。6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致公党四大即将在1950年春季召开的报道：“大会将讨论华侨应如何团结一致参加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伟大建设事业，并决定不久后将中央党部从香港迁到广州。”会议的议题决定作为华侨领袖的司徒美堂在致公党四大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949年底，致公党中央党部迁往广州，开启了致公党踏上内地的新征程，也加紧了筹备致公党四大的工作。1950年初，致公党一方面成立华南总支和北京办事处等内地组织，另一方面由各国各地致公党提名，产生了致公党四大各地代表。为了开好四大，致公党中央十分重视司徒美堂，与其有过多次书信往来。3月1日，中央执委会致信司徒美堂，信中写道：“本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定于四月一日在广州举行，今后党的政治方针如何、任务如何、对于华侨应如何加紧组织及教育等等均宜事前评予商榷交换意见，用收集思广益之效，本会深盼。”

1950年4月14日，中国致公党在广州白宫酒店召开中央常务会议扩大会议，陈其尤、陈演生、黄鼎臣、伍觉天等人出席，司徒美堂与江醒民、李星川、李福生、江昌缨等5名美洲纽约总支部的致公党党员被确定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候选人。

司徒美堂亲临指导

1950年4月15日至18日，中国致公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这是致公党第一次在内地召开的代表大会，党的工作重心从海外转到了内地，受到各方重视，4月23日，《人民日报》对这次会议的召开情况进行了报道。大会一致决议以人民政协制定的《共同纲领》为致公党的政治纲领，加强团结华侨的工作，号召华侨回国投资参加祖国生产建设。

1950年3月，司徒美堂从北京沿津浦铁路，途经上海返回广州。根据《司徒美堂大事年表》（郑怀音整理）中所述“1950年4月，亲临在广州举行的致公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致公党四届中央常委伍觉天在《司徒美堂与中国致公党》一文中所述“1950年4月，在广州举行致公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司徒美堂不辞旅途劳顿，特别从北京来广州亲临指导”，以及致公党中央3月给司徒美堂的信，可见司徒美堂亲临四大并对大会作指导，探讨致公党迁入内地后的党务和侨务工作，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在四大的合影中并没有司徒美堂，而且会议也由原本的4月1日推迟到4月15日开幕，所以有人对司徒美堂是否参会产生疑问。据1950年9月15日一份呈出席四大嘉宾请求核对演说稿的函，司徒美堂曾在四大开幕当天，也即4月15日发表过演说。

4月18日，致公党四大选举产生了第四届中央委员会。按照新党章规定，由陈其尤、陈演生、官文森、雷荣珂和司徒俊葱组成中央主席团，陈其尤为主席团召集人，郑天保为秘书长。作为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的司徒美堂，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入选，但是被邀请担任中央委员的监誓人。同日，致公党中央秘书处致信司徒美堂，请其莅临中央委员会委员就职典礼，“并予指导”。4月21日致公党中央执委会给北京办事处的一份复电也称“司徒美老经商定不负党部责任仍以华侨超然名义从事华侨工作”。

实际上，1950年，司徒美堂已82岁高龄，他把有限的精力奉献给了华侨土地等关系华侨切身利益的问题。同年6月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司徒美堂提交了《关于华侨土地问题的几点意见》，由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转呈毛泽东；1951年4月，司徒美堂南下广东侨乡鹤山视察土改，在《光明日报》发表了《粤中侨乡的土改》专栏文章，并向毛泽东报告土改情况，收到了复信。

1951年4月2日至11日，致公党中央在广州召开四届二中全会扩大会议，欲推举司徒美堂为中央主席团成员，司徒美堂推辞了，他于4月2日给中央秘书处的信中写道：“关于致公党四届二次扩大会议拟推举我为主席团成员的问题，我以为不甚妥当，请予撤销。”但是对于开展党务和侨务工作，有需司徒美堂帮忙之处，他很愿意从旁协助，决不推卸责任。这或许能够再次解释司徒美堂没有担任致公党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原因。不过，司徒美堂仍然出席了四届二中全会并作了发言，并为致公党的工作打气：“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致公党同志辛辛苦苦地在这一年来，做了很多的工作，在海外的影响日益扩大，对归侨和侨眷的联系也非常深入，这是好的！”

综上，司徒美堂当选为四大代表，以及被致公党中央确定为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选人是确定无疑的；司徒美堂亲临四大开幕典礼、发表演说，也是确定无疑的。致公党四大召开期间，司徒美堂亲自到会指导，并以实际行动支持了陈其尤领导的致公党，对会议的顺利召开、对维护了致公党的团结稳定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作者：冯雪彬；单位：致公党广东省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