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三和李四(张三打破李四鼻子，罚款还是拘留？经济学家的建议与多数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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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要为一位经济学界的大咖张军教授打call，张教授是复旦经济学院的院长，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的好老师。大家可以看看张军教授在本书中所列出来的教学案例，涉及您的职场、家庭以及事业的发展，希望这门课程能让经济学的理论和逻辑在您的日常生活当中生根发芽。——马红漫（著名财经主持人、财经评论家）

本书从个人决策、商业逻辑到宏观大势，张军教授把对经济学和经济现实的独到理解，融入到这45堂课程中，从现象到原理，深入浅出，为你搭建起你经济学的思维大厦。也许你正面临学业或职业的抉择，或者你正在寻找新的创业和投资机会，又或者你只是单纯想寻找读懂大势的靠谱逻辑，这门课都能给你用得上的思维武器。

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你是不是认为，对违法犯罪这种事情，应该是零容忍？经济学大咖张军教授在他的新书《我的经济学思维课》对理性犯罪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读完本文，相信你的想法大概会有点改变。

首先，你可能会想，犯罪这件事情应该是法律专家研究的，一个经济学家怎么来跟我谈这个问题？

事实上，用经济学研究犯罪的先河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了，这里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小故事。

故事的主角是大名鼎鼎的芝加哥大学的加里·贝克尔教授，也是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有一次，他需要赶去学校对一个学生进行面试。他当时还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但他住在一个比较远的地方，而哥伦比亚大学在纽约的市中心，于是他选择开车过去。他开车到了学校之后，发现跟学生约好的时间就快到了，可是却找不到车位。哥伦比亚大学没有校园，车子就要停在哥大校外的马路上。你可以想象一下在纽约的市中心找停车位有多困难。

由于时间紧迫，贝克尔不得不立刻做选择：是继续找停车位，还是冒着被罚款的危险在大街上非法停车。于是，他计算了一下收到罚单的可能性、罚金的数额，以及找到停车位后需要花费的停车费，觉得值得冒险在大街上停车，所以他就非法停车了，而且事后也没有吃到罚单。

他在停车的一瞬间，脑子里就有了一个想法，“我这不就是经过理性的计算，主动选择违法吗？”于是他就开始对犯罪的经济分析产生了兴趣。再后来，他写下了那篇著名的论文《犯罪与惩罚》，开创了犯罪经济学的先河。

所以，假设犯罪是一个理性的选择，罪犯的犯罪行为是在使他的收益最大化，犯罪就可以变成一个典型的经济学问题，这正是贝克尔的创新。如果扩展开来，法官也是理性的，立法部门也是理性的，他们也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研究这一现象又会得出什么有趣的结论呢？这就是我们这一节要给大家分享的核心问题——怎样引入经济学可以让法律变得更有效率。

首先来思考一个问题。如果张三和李四打架，李四的鼻子被打破了，而你是这个案子的法官，你可以让张三交一笔罚款，或者把他拘留一段时间，你会选哪种惩罚方式？

通常，我们对法律的看法是维护正义，但直白一点说，就是一种报复主义。在这种视角下，犯罪的惩罚力度应该和犯罪的严重程度成正比，不成比例的惩罚就是错误的。这也是法学家通常对犯罪与惩罚的基本看法。

但经济学家的分析不一样，他们将理性分析的框架代入分析中，出发点是社会福利最大化，也就是每个人的福利加总起来要最大化。犯罪之所以是一件坏事，是因为——第一，它会带来直接的损失，比如李四的鼻子被打破了；第二，它还会带来我们预防犯罪的成本，也就是我们要用纳税人的钱去雇用警察、法官、检察官，建造监狱，雇用看守人员来预防犯罪。这两个层面加起来就构成了犯罪的社会成本。所以，站在福利最大化的视角，经济学家认为，好的法律就要让犯罪给我们带来的社会成本最小化。

有趣的是，犯罪造成的损失和预防犯罪的成本往往是反向变动的。也就是说，雇用更多警察、大量采购警用装备虽然会更好地威慑潜在犯罪行为，降低犯罪造成的损失，但也同时会增加预防犯罪所花费的成本。

所以，我们肯定就会存在一个犯罪率的最优解，并且这个解肯定不是0，因为要100%抓到所有的罪犯，这个成本可以是无限高的。在达到了最优犯罪率的状态下，如果你增加警察的数量，那你会过度严厉；而如果你降低惩罚的力度，那你就姑息了不该姑息的犯罪。

就像一开始我们提到的违规停车的例子，被抓的可能性和抓到之后受到的惩罚力度，是两个最重要的影响犯罪的变量。除此之外，还有惩罚形式也是可选的，比如在张三的例子里，我们可以选择罚款，也可以选择拘留。

所以政府的立法和执法部门就好像有一个工具箱，工具箱里有警察的数量、定罪的门槛、罚款、监禁甚至死刑等不同的惩罚方式，供它组合。理论上讲，针对每一种犯罪和不同的犯罪群体，都可以定制一套最优的工具，来使得犯罪率达到我们设想的最优解，也就是社会成本的最小化。

是不是觉得听上去太美好，但实际情况下会不会不适用？还真不是，这套方法在实际中也确实在改变着法律的制定。

比如，针对张三打破李四鼻子这个例子，经济学家的建议一定是罚款，而不是拘留。因为罚款一定可以达到跟拘留相对等的威慑程度，只有一种情况例外，就是这个罚款数额已经大到犯罪分子没有办法支付。但是从成本角度看，罚款比拘留划算多了，因为收罚款几乎不需要成本，而且收100元罚款和收1万元罚款的成本也差不多。但拘留需要建造监狱、雇用警察，成本高昂。美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数据是，在最安全的监狱里，每年关押一个犯人的直接成本都高达4万美元。

所以，经济学家认为，除非犯罪太过严重，只要犯罪分子还有支付罚款的能力，就不要把他们关进监狱。

但是，罚款往往会招来很大的批评声音，如果这样做，“富人支付能力强，可以购买更多的违法犯罪行为，这样法律就好像是在为富人开脱，偏向富人，没有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比如，在现实生活中，普通的有车族可能会为一次交通违章支付的200元罚款感到心痛，但是富人压根就不在乎200元的交通违章罚款。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富人就可以更多地违章了呢？

这种指责也不是没有道理，不少欧洲国家创造性地采用了一种叫“日付罚金制”的制度。什么叫“日付罚金”？也就是法官根据罪行先判决罚款多少天，再根据这个罪犯的经济能力确定他每天要罚多少钱。比如两个人的犯罪情节基本相同，都被判罚款30天，但如果一个人的经济能力是另一个的3倍，那他每天交的罚款也会是另一个人的3倍。罚款数额与他的经济能力是成正比的。

除了罚款这种形式，根据最优惩罚的原则，关于惩罚力度的选择，经济学家也提出，应该差别对待不同的群体，这样才能做到相对公平。比如针对一些容易冲动鲁莽的犯罪人员，通常来说就是年轻人，加重惩罚力度，不如增加抓捕的概率来得好，也就是说与其多建一些监狱，不如把这些钱用来多雇警察。

为什么？因为惩罚是发生在未来的，通常来讲，年轻人情绪容易冲动，他们对于未来的重视程度是远远小于当下的，也就是经济学术语里说的，未来的贴现值很低。所以告诉他们，做这件事未来会受多重的惩罚，不太吓得到他们，反而是增加警力，让他们更容易被抓到效果会更好。

一些有趣的研究支持了这个观点。现在很多国家的法律，对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的惩罚力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一个人到18岁之后，面临惩罚的严厉程度急剧上升。如果对这些人来说，严惩不贷有用的话，那他们18岁那一年相对于前一年，犯罪数量应该大大下降才对。但实际上研究发现并没有发生这个现象。所以，经济学家建议，对于年轻人容易犯的罪行，还是多加强警力会比较有效。

把经济学引入法律，我们就会听到所谓“最优犯罪率”这种有些奇怪的说法。一旦了解背后的逻辑，你就会发现，这是为了社会福利最大化这个目标进行的一种权衡和选择。它背后会涉及一系列复杂的制度设计，包括怎样立法、怎样合理设置警力、怎样设定罚款力度，等等。

总结一下，今天我们从贝克尔停车的故事开始，讲了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个人怎么会理性地选择犯罪，法律又应该怎么理性地去惩罚犯罪。相信你已经感受到，经济学的效率思维，很好地丰富了我们对于法律的理解，让我们不仅仅是停留在正义的层面简单地思考问题。

经济学就是教人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假定人们完全理性，找准他们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再提出和求解最优策略。用这种思维方式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制定法律，当然也可以用来改变别的东西，这一点在之后的课程中你会更多地感受到。

（本文选自张军教授新著《我的经济学思维课》，东方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已获作者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