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代伟人周总理，他的博爱与大德拯救、温暖和护佑了太多太多的人；他没有子嗣，没有遗产，去世时，家属各分到几件补丁衣服作纪念；他没有祠，没有墓，连骨灰都不知落在何方。他越是这样地没有，后人就越感念他的遗爱，那一个个“没有”也就越像一条条鞭子抽在人们的心上。

自古以来，爱民之君受人爱。遗爱愈厚，念之愈切。

一个清爽的夏日，《祖国》记者如约采访了周恩来之侄周秉钧。一件白色的衬衣，灰色的休闲裤子，笑起来嘴角挂着两个浅浅的酒窝，周秉钧给人的印象儒雅而随性。和记者促膝而谈，他总会陷入沉思，久久不语，然后又娓娓道来。在周秉钧的回忆讲述中，我们再次走进了周总理和邓颖超的平凡生活，再次感受两位伟人的家国情怀。

周恩来侄子周秉钧

“秉钧，对不起，我忘记你们放暑假了！”

周秉钧是周总理弟弟周恩寿的孩子，由于周总理一生没有子女，在周秉钧小的时候，周秉钧兄妹就和周恩来一起住在中南海西花厅。“伯父把我们当成他自己的小孩，我们家孩子多，他把每月工资会分一半抚养我们。”

周总理实在繁忙，教育三个孩子的担子就落在邓颖超身上。周恩来在家族同辈中排第七，因此，孩子们都称呼邓颖超“七妈”。在周秉钧看来，七妈教他们做人最关键的一条是，作为伯伯的晚辈，不能有特殊的感觉和要求，就是要做一个无差别的普通人。

1952年夏，周恩来、邓颖超与周秉德、周秉宜、周秉钧在颐和园内的谐趣园。

在周秉钧上四年级的时候，他和妹妹都在“八一小学”海淀新校区读书。当时，妹妹读一年级，两人都住校，周六才回西花厅。在放暑假的前一个周末，周秉钧回到西花厅，但玩得过于疯狂，忘了跟七妈说下周放假，让她去学校运来行李和铺盖。

在放假当天，周秉钧才意识到自己因疏忽犯了一个大错误。“一拨拨的同学被家长接走了，且大多是用小车。到了傍晚，全校几乎没人了，妹妹着急得哭了起来，但已没有办法再叫七妈派人过来。”由于没有家里电话，周秉钧情急之下，只好给七妈写信，让她第二天派汽车过来接。周秉钧说：“当时信封上写的是中南海西花厅邓颖超收，拿到传达室时，传达室老大爷吃惊的说，‘嗬，小伙子你敢往这写信！’但还是帮忙把信发了。”

第二天下午，烈日炎炎，西花厅的一名卫士踩着自行车，顺便在海淀区雇了两辆三轮车来到“八一小学”接周秉钧兄妹。“我和秉宜坐一辆，一辆放行李，卫士与车夫骑了一个多小时，才把我们接到中南海西北门。”周秉钧到家后想不到的是，邓颖超在门口迎接时竟向他道歉说：“秉钧，对不起，我忘记你们放暑假了，让你们回来晚一天。但是，你写信让我用车去接你们，是不行的！汽车是国家给你伯伯工作用的，你们是普通学生，不能享受，懂吗？”七妈一番话，让周秉钧兄妹记住了一辈子。

1953年，邓颖超与侄女周秉宜（前排右）和侄子周秉钧（前排左）、周尔辉在西花厅前院合影。

周秉钧回忆说，小时候仅仅坐过一次伯伯的公务车，那是他跟随伯伯去颐和园看望正在养病的七妈。而在20年之后，七妈却向周秉钧主动提供过一次用车。

1973年6月，周秉钧从广东梅州赶到北京参加一个军队的党员代表大会，选举参加中共十大的空军代表。在会议召开的前一天，他来到西花厅看望伯伯和七妈。不想中途衣服被雨淋湿。“七妈一见，忙请服务员霍爱梅拿来伯伯的衬衣便裤给我换上，把军装拿去烘干。说：下着雨你怎么还来？我讲：我带了些荔枝，放久就不新鲜了。七妈看到荔枝说：这么早在北京能吃上这么新鲜的荔枝，真难得。并问，你给妈妈拿去了吗？我说各有五斤，她才放心。又问来京开什么会？我说是选举空军参加党的十大代表。”周秉钧回忆道。谈到此处，周秉钧笑言，“当时广东流传，说增城的荔枝好，特别有一棵已有好几百年的历史，结的荔枝又大又甜，每年都要采摘些给中南海送去，然而伯母的这句话，可见传说是假的。”

就在周秉钧起身离开的时候，邓颖超看到雨势越来越大，就让周秉钧稍等一会，要叫车送他。“我说不用，而七妈还是坚持用车送我，说‘不能因为淋了雨导致感冒，影响开会’”。周秉钧后来了解到，送他的这辆车不是伯伯和七妈的，而是七妈从中南海交通科租来的，租金照付，油费照掏。

“我向她要车，她不给；她给我叫车，不坐还不行。”周秉钧回忆起这两次关于“车”的经历，不自觉地陷入沉思。

“我有侄子，我还可以动员两个”

1955年秋，周秉钧升入中学后，便搬回自己家里住。在他待在西花厅的6年时光里，周秉钧受伯伯的教诲较少。“伯伯工作太忙，对我们这些孩子的教育主要是七妈在做。”而离开西花厅后的一次谈话改变了周秉钧的人生轨迹。

周恩来邓颖超

1961年夏的一天，周秉钧正紧张地准备高考，姐姐突然告诉他，第二天去伯伯家里一趟，要谈一件重要的事情。“姐姐也不告诉我到底是什么事，我就想肯定是一件大事”。

“我会永远记得6月25日这一天。”这天上午，周秉钧来到西花厅，一直等到午饭时间，周总理才回来，于是谈话便在饭桌上进行。

“高考打算报哪个学校？”

“清华无线电系。”

“准备得怎么样了？”

“问题不大。”

突然，周总理把话题一转，“想不想参军？”周秉钧毫不犹豫地回答：“想，我从小就想当兵！现在正在参加空军选拔飞行员的体检和考核。这是千里挑一的事情，很难通过，就没有给您说。”

“现在进行得怎样了？”

“还顺利，区、市体检都通过了，现在只差到空军总医院去做专业检查了。”

“有把握吗？”周总理笑着问。

“有！即使当不成飞行员，也可以到海军去。”这时周总理突然又问了一句：“万一不合格，去服兵役怎么样？”“行！不合格就去服兵役。”周秉钧爽快地回答。

周总理接着说：“不参加高考怎么样？你以为一个人非上大学不可吗？不，不上大学同样可以得到很多知识，甚至会学到大学里学不到的东西。我就没有上过大学。”接着，周总理意味深长地说：“今年农村又受了灾，需要劳动力，今年复员军人都回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咱们城市青年应征参军，这样就可以少抽或不抽农村劳动力服兵役，这不就是支援了农业生产吗？所以今年要增加城市征兵额，减少农村征兵数。城市青年参军，减少了城市人口，也可以减轻农村的负担”。

周秉钧听了伯伯的话，觉得有道理，就答应了伯伯的指示，表示放弃高考。最终，周秉钧如愿以偿地成为了一名空军飞行学员。

周秉钧（左）参军前与伯伯合影

周秉钧告诉记者，后来知道，当时周总理还专门吩咐过卫士长及卫士：“秉钧参军一事谁都不能插手！否则他肯定是个特殊兵！”但是周总理为何如此郑重其事地动员他参军，周秉钧一直不太明白背景，一直到去了航校，军委空军司令部军校部的张孔修副部长见到他说：“你就是总理动员参军的侄子？”周秉钧这才知道，原来，在当年召开的恢复生产发展的会议上，周总理讲话希望干部们带头送子女参军，以保证农村劳动力。他说：“不要以为我没有儿子才这样说，我有侄子，我还可以动员两个。”会后他就兑现了自己的诺言，“我是其中之一，另一个就是当年和我们一起住在西花厅的龙桂辉（长征时期红一方面军侦察科长龙飞虎之子）。他比我大很多，都已经做到部长秘书了，又被伯伯动员参了军。”周秉钧说。

参军后，周秉钧每年都会照一张相片寄给父母和周总理、邓颖超。第一张是1961年9月在张家口学习滑翔时和同学的合影，之后每年一幅单人照。谈到这里，周秉钧告诉记者，后来七妈对他说：“几年来你的照片伯伯看了都说‘还是个学生，不像军人’”。“直到我参军8年后的1969年的相片，伯伯才说，这像个军人啦，而此时的我已经是在广东守卫南疆领空的一名名副其实的空中卫士了！”说到此处，周秉钧还特意将《亲情西花厅》翻开，为记者找到并指出了那张照片。

“军队磨练了我的意志，让我有很强的事业成就感。”回想起50年前的那次谈话，以及自己的军旅生涯，周秉钧坦言从来没有后悔听了周总理的教诲而放弃高考去参军。

两次向七妈拿钱

令周秉钧印象深刻的除了借车的事情还有就是钱的问题。周秉钧说：“伯伯七妈生活中非常节俭，但对于该花的钱从不吝啬。我也有两次向七妈拿钱的经历。”

周恩来邓颖超

1974年“五一”节后不久，周秉钧休假结束，接到部队的电报，要他直接去杭州空军疗养院参加飞行员健康疗养。“本来我已把回部队的车票买好，还剩了20元钱左右，足够路上之用，但去疗养一个月，钱无论如何不够了。去向七妈告别时，七妈讲：‘你们飞行体力消耗大，疗养一下很有好处，要珍惜这个机会。’”这时，周秉钧向邓颖超提出要些钱，邓颖超问：“做什么用？”听完解释后，邓颖超笑了，点着周秉钧的鼻子说：“计划不周！你需要多少？”“50元钱吧。”邓颖超让卫士长张树迎叔叔给周秉钧拿了50元来。这是周秉钧在无奈之下唯一的向邓颖超伸手。

但不到两年后，邓颖超又主动交给周秉钧100元钱，他不要，可又无法回绝。那是周恩来总理逝世时，周秉钧夫妇利用探亲假回到北京参加悼念活动。回部队前向邓颖超辞行，“七妈问我工资有多少，我说是60元，七妈又问飞机票多少钱，我说：每人91元。七妈没再说什么就回到卧室了。”不一会儿，秘书赵炜同志拿来100元钱，说：“按规定从外地来参加追悼会的亲属，旅差费可以由公家解决，但你七妈说不要公家报销，由她给你们解决一部分。”周秉钧不接并说：“我们的钱够用，而且这个时候我怎么能拿七妈的钱？”赵炜又说：“你七妈已经说了，你还能让她收回去？”

“我无奈不得不收下老人家的心意。但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周秉钧说。（程四化 宋佳）